先生姓侯氏，名可，字无可。其先太原人，宦学四方，因徙家华阴。少时倜傥不羁，以气节自喜。既壮，尽易前好，笃志为学。祁寒酷暑，未尝废业，博极群书，声闻四驰，就学者日众，虽边隅远人，皆愿受业。诸侯交以书币迎致，有善其礼命者，亦时往应之。故自陕而西，多宗先生之学。元昊盗边，时名卿贤儒，结辙西使，服先生之名，莫不愿见。亲老而家益贫，思得禄养，勉就科举。再试春官，卒无所遇。因喟然太息曰：「丈夫之事，止于是乎」？会蛮酋侬智高攻陷二广，孙威敏公奉命出征，习先生之贤，请干其军事。先生奋然从之，振旅奏功。初命武爵，言事者以为非宜，遂改文资，调知巴州化成县。巴俗尚鬼而废医，惟巫言是用，虽父母之疾，皆弃去弗视。先生诲以义理，严其禁戒，或亲至病家，为视医药，所活既众，人亦知化。巴人娶妇，必责财于女氏，贫人至有老不得嫁者。先生为立制度，称其家之有无，与之约曰：「踰是者有诛」。未阅岁，邑无过时之女，遂变其俗。巴山土薄民贫，丝帛之赋反倍他所，日益凋弊。先生抗议计司，争之数十，卒得均之。旁郡境多虎暴，农者不敢朝暮耕，商旅俟众而后行。先生日夜治器械，发徒众，亲执弓矢，与之从事，迹而追之，远或数百里，所杀不可胜数，后皆避人远去，不复为害。再调耀州华原主簿。有富人不占地籍，惟以利诱贫民而质其田券，多至万亩，岁责其入。先生晨驰至其家，发椟出券，召其主而归之，失业者复安其生。郡胥赵至诚，贪狡凶暴，持郡吏短长而为奸利，前后为守者莫能去，一郡患之。先生暴其罪，荷校置于狱。自守而下，畏恐生祸，交为之请。先生不顾，卒言于帅府而诛之，闻者快服。用荐者，监庆州折博务。岁满，授仪州军事判官。计省第折博之最，就改大理评事。部使者丐留，遂复签书本官事。韩忠献公镇长安，荐知泾阳县。至则凿小郑泉以广灌溉，议复郑白旧利。未几，召至阙下，得对便殿。始命计工兴役，旋复专总其事。邀功害能之人，疾其不自己出，渠功有绪而谗毁交至，以微文细故为先生罪，遂罢其役。美利不究，论者惜之。元丰己未季夏，先生以疾终于家，享年七十有三。先生纯诚孝友，刚正明决，非其义一毫不以屈于人，视贪邪奸佞若寇贼仇怨，显攻面数，意其人改而后已。虽甚贵势，视之藐然。遇人之善，友之助之，欲其成达，不啻如在己也。博物强记，贯涉万类，若《礼》之制度，《乐》之形声，《诗》之比兴，《易》之象数，天文地理，阴阳气运，医药算数之学，无不究其渊源。先生发强壮厉，勇于有为，而平易仁恕，中怀洞然。至于轻财乐义，安贫守约，急人之急，忧人之忧，谋其道不谋其利，忠于君不顾其身，古人所难能者，先生安而行之，盖出于自然，非勉强所及。少与申颜为友，易衣互出，而谋食以养，二家如一。颜病，先生徒步千里，为之求医。归而颜死矣，其目不瞑。人曰：「其待侯君乎」？未敛而先生至，抚之而瞑。颜谋葬其先世而未能，颜死无子，又不克葬，先生辛勤百图，不足则卖衣以益之，卒襄其事。时方天寒，先生与其子单服以居。适有馈白金者，先生顾颜之孤妹为忧，未遑恤己，遂以嫁之。近世朋友道薄，临患难鲜不爱其力，闻先生之风，可以激颓波而起废疾。先生家无甔石之储，而人有不得其所者，必以先生为归。非力能也，诚使然也。一日自远归，家人方以窭告。友人郭行者诣门曰：「吾父病亟，医须百千乃为治，卖吾庐而不售」。先生悯然，计囊中装适当其数，尽以与之。尝随计诣京师，里中出金赆行，比还，悉散其所馀，曰：「此金，乡里所以资应诏也，不可以为他利，当与同举者共之」。且行，闻乡人有病于逆旅者，先生曰：「吾归则彼死矣」。遂留不去。病者瘉，贫无以为车乘。先生曰：「子行则未能，留则将困」。因推其马与之，躧步而归。其克己济物若是者多矣。少喜穰苴、孙武之学，兵家事无所不通。尤详于西北形势，谈其山川道路、郡县部族，纤细备具，听之者宛如在目前。熙河未开之时，韩忠献公请先生谋渭源之地。先生驰至境上，召其酋豪六百人，谕以朝廷恩德，为明利害，皆感悟喜跃。翌日，诣军门输土纳命，愿为藩篱。一尘不惊，而开地八千顷，因城熟羊以抚之。忠献公上其功，朝廷赏以减考绩之年。治平中，虏尝寇边，主将出兵禦战，转运使以为妄举，互言于朝。时虏去未远，遣先生按视其迹，受命即行，人皆为之寒心。先生以数十骑驰涉虏境，日暮猝与虏遇，乃分其骑为三四，令之曰：「高尔旗帜，旋山徐行」。虏循环间见，疑以为大兵诱己，终不敢击。秦州旧苦蕃酋反覆，絷其亲爱而质之，多至七百人，久者已数十岁，公家之费不赀，杂羌离怨益甚。其后释而归之，戎人感服，乃先生发其谋也。平生以劝学新民为己任。主华学之教育者几二十年。官之所至，必为之治学舍，兴弦诵，其所以成就材德，可胜道哉？先生之文，尤长于诗，晚益玩心于天人性命之学，其自乐者深矣。病革，命其子曰：「吾死，慎勿为浮屠事。焚楮货，徼福觊利，非吾志也」。呜呼！死而不忘于正，可谓至矣。大王父讳元，王父讳皓，当五代之乱，皆隐德弗耀。父讳道济，润州丹徒令，赠尚书比部员外郎。母刁氏，追封福昌县太君。妻刘氏，早卒，封延长县君。继以其妹，封永寿县君。二子：曰孚，曰淳。三孙，尚幼。先生之官，自评事四迁为殿中丞，阶宣奉郎，勋骑都尉，服赐五品。既终之明年仲春八日，葬于华阴县保德乡先茔之次，举前夫人祔焉。颢先生女兄之子也，知先生之道为详，故得论载行治之美，以诏后人。铭曰：

南山崇崇，其下也先生之宫。惟其清风，与山无穷。

子曰：「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，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」。友端窃谓仁，人心也，盖非二物。曰心不违仁者，分而言之，则心犹言仁之形，仁犹言心之理也。颜子心不违仁，虽无时而或违，然视圣人则犹有以此合彼气象。盖圣人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，纯乎天理，己则仁也。颜子必勉而中，必思而得，私欲不萌，天理常存，心不违仁也。然其用力也甚微，而其所存者无息，故圣人以三月言其久，盖常而不变也。颜子未达一间者，政在不违处，以尚有些小思勉而已。或谓不违，则有时而或违。不违者三月，则或违于三月之外，非也。其馀则日月至，日至谓一日无间断，月至谓一月无间断。虽不若颜子之常存，然亦必工夫纯熟，积累深久者，始能至于此耳。

三月不违，则三月之外或有时而少违矣。以此合彼，亦恐说得心与仁真成二物了。所谓仁之形者亦然。此类更涵养意思看，不容如此太急迫也。

子曰：「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」。友端窃谓事事物物皆有理也，志于道则思以极之于涵泳之中也。身者，理之所在也。据于德，则躬以践之，敦笃于行也。心者，身之主也。依于仁，则体切于仁，全体此心也。若夫游于艺，则又所以防闲于外而涵养于中耳。

志者，求知是理而期于必至之谓。

子曰：「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」！友端窃谓圣人素其位而行，无入而不自得也，岂若常人陨穫于患难，畔天之命哉。夫子之身，桓魋所能害也；夫子之德，桓魋其如之何哉？

以畏匡之语参之，此圣人决知桓魋不能害己之词。「之身」「之德」，其说过矣。

「子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而后和之」，伊川先生解歌必全章也，与割不正不食，席不正不坐同也。未晓，乞开诲。

尝谓此章见圣人谦退详审，不掩人善之意，乃为尽其曲折。伊川先生但言其不从中间一截和起耳。虽亦是一意思，然恐未尽。

子曰：「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德而称焉」。友端窃谓文王有圣德，盖天命之所在也。泰伯知天命之所在，故其让也纯乎天下之公，而不系乎一己之私。虽断发文身，举世不见知而不悔，止于至善而已，庸他计乎？非精于义、达于权者，其孰能与于此？至德云者，人心之安，天理之极，无过与不及，而不可一毫加损者也。

此段意思甚佳。

曾子曰：「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，君子人与？君子人也」。友端窃谓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」贯上二句，盖惟临大节而不可夺，方见得可以托、可以寄耳。夫托孤寄命，幸而无大变，未见其难也。唯其几微之间义理精明，危疑之时志意坚定，虽国势抢攘，人心摇兀，犹能保辅幼孤而安其社稷，维持百里而全其生灵，利害不能移其见，死生不能易其守，故曰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斯足以当夫所谓可以托、可以寄矣。

此段亦好，鄙意正如此说。然「可以」二字盖犹以其才言之，不可夺处，乃见其节。重处正在此也。

子曰：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馀不足观也矣」。友端窃谓骄则挟为己有、专于夸己者也，吝则固为己私，不肯舍己者也。二者皆生于有己而已。但骄者骄于人，吝者吝于己；骄则外若有馀，吝则内常不足耳。曰「其馀不足观」者，「其馀」指才美而言。盖善者，天下之公善也。人之有善，如才美在身，虽若周公之多，亦人之所当为耳，夫何有于己？以为己有，则所谓才美者皆出于一己之私，虽善犹利也。故曰有其善，丧厥善，是以其馀不足观也。二者之病，未易去也。自学者言之，以一能自居，以一知自喜，皆所谓骄也。善而不公于人，过而惮改于己，皆所谓吝也。惟深致其知而勇于克己者，始知二者之诚有害，而后能觉其起而化其萌矣。

此义亦善。

子曰：「三年学，不至于谷，不易得也」。友端窃谓三年之间，存察之功无斯须之忘也，则工夫亦熟矣，积累亦久矣，其必至于善矣。有不至焉者，难得也，则以夫所学之差谬、施工之断续而然耳。此章之意，窃恐圣人欲使人知夫善非作辍之可成，必积而后至。盖不惟可以惩学者玩善之病，而又足以启学者进善之心也。

此章文义难通，尝意当从杨先生说，但「至」当作「志」乃通耳。考上下章意亦此类。

「子畏于匡」至「匡人其如予何」，友端窃谓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武王、周公，有其时而道行于世者也。文王，非其时而道传之书者也。孔子，圣人之在下者，老而不遇，退而将传之书，故此章以斯文为言，而独曰「文王既没」也。

此章意恐未然。文王道行于当时，泽及于后世矣。

「颜渊喟然叹曰」至「末由也已」。友端窃谓自「仰之弥高」至「忽焉在后」，此颜子赞叹道体之大也。道无方也，非力之所能中，故虽仰之钻之而益高坚也。道无形也，非见之所能及，故虽瞻之而在前在后也。盖至理中著一物不得，只仰之钻之、瞻之忽之之处便已非中矣。恐须物格知至以上始能及此，而非学者知力之所能到也。然在学者，却当用力从事于致知主敬之功，所以求止乎中也。乃若知至格物，则听夫工夫之自至，而非旦暮之可期也。所以夫子循循善诱，使学者循序以求，而不使之躐等以进，博文约礼，乃实下手处。张先生所谓集众义于闻见之间，宅至理于隐微之际是也。「欲罢不能」，颜子无一息间断而自不能已也。「既竭吾才」，工夫深而力到也。「如有所立卓尔」，诚之形而行之著也。「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」，虽见是而未能遂止乎是。非颜子未止于中，盖未能从容中道，由中而行耳。故曰「末由也已」。未达一间者，其在兹欤。

抹处皆有病，约礼当从侯先生说，主敬二字亦该未尽。

子曰「从我于陈蔡者」至「子游、子夏」。友端窃谓颜、闵、冉、雍称其学，宰我、子贡称其才。颜、闵四子非无才，才不足以名之，故所称者学也。宰我以下非不学，学未至于成，故所称者止于才也。皆举其重者言之耳。然非由、赐、游、夏之徒终身之事，而止于称者而已也。盖才有不同，学则无不同。因其才之偏而抑扬进退之，教者之事也。因其才之偏而求有以化之，学者之事也。今程先生曰有以文学入者，有以政事入者，有以言语入者，有以德行入者，是学有多岐而所入之门各不同也。盖恐记者之误耳。

学不可以一事名，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章，皆学也。今专以德行为学，误矣。伊川先生之言，恐当深味而以实事验之。由、赐、游、夏之徒终身之事，孔子所称盖亦如此，不必过为辞说，曲加尊奉也。

子曰：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」。友端窃谓过其行犹《易》所谓「行过乎恭，丧过乎哀，用过乎俭」之「过」，非言过其行也。以「而」字贯其中，可见矣。范氏以下之说，恐文势不顺。

旧尝疑此章当如此说，今得来喻，甚合鄙意也。

「子张问行」止「子张书诸绅」。友端窃谓此章谓言忠信，行笃敬，存养之工继而不息，则事来知起，不为物欲所昏，而理之所在，不能掩于省察之际矣。夫然后可行也。参前倚衡云者，理之形，非实有物也。今以日用言之，以存主为本，至事物之来，知之所觉，心之所慊，乃力行之，庶几此意循循而有进焉。若如杨氏，「其」者指物之辞，所谓「其」者果何物？学者见此而后行，则「无入而不自得」之说置之胸中，则恐事物之来反成疑贰，却反无下手处。

「其」字正指忠信笃敬耳。「参前倚衡」谓言必欲其忠信，行必欲其笃敬，念念不忘，常如有此二物在目前也。

子曰：「不曰如之何。如之何者，吾末如之何也已」。友端窃谓「如之何」犹言无可奈何也。天下无不可为之事，圣人不曰如之何也。学未至而归咎于质，事不成而归咎于命，国不治而归咎于时，皆付之无可奈何者。苟付之无可奈何，则已矣，虽圣人亦无如之何矣。

此章数说皆通，未知何者的为正意。且存之可也。

子曰：「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。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」。友端窃谓此所谓小人，乃服役之人，僮仆之类。若泛言小人，则不应谓之养耳。女子小人近之则伤亵，远之则寡恩，不逊与怨，皆感之之道有未至耳。其惟严于治己，恕以待人，则不逊与怨庶免乎。

此章鄙意亦如此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五○。又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经籍典卷二七二。）。

世：原缺，据宋闽本补。

「命之以事」与上文「谓之有」、「谓之无」一例，未是指杀之语。侯先生文字疏率，只可大概看。然此一节却无病也。

人之气质不同，谋野而获，亦是虚旷閒静处见事精审，无胶扰之患耳。固是质之所偏，然亦非大病也。

「左右」固非大臣，亦非阉宦弄臣，但谓亲近之臣，如汉侍中、给事中，魏晋以来中书、门下之比云耳。所谓「左右太亲者身蔽」，正指刘放、孙资而言耳。「大夫」却是任政之臣。六卿官之长，亦上大夫也。孟子之意，但欲齐王审于择人，未必以其信左右之言而发。所云教之以不信大臣，亦是推说之过。大抵读书只合平心说理，不必如此过求，却失正意也。

「温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」，伊川谓只此一事可师矣。如此等处，学者极要理会。若只认温故而知新便可为人师，则窄狭却气象也。伊川先生之意，以温故知新止是一事。若谢先生之言，则以温故知新犹言极高明而道中庸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非徇物践迹者之所为。如是则气象似不窄狭，与伊川之说不同。未审孰是？

伊川先生之意，盖以为此事可师，非人能此即可师也。所谓只此一事者，亦非谓温故知新只是一事，故其解又曰「温故则不废，知新则日益，斯言可师」，则是以温故知新为二事，而欲人之师此言耳。然于文义有所未安，谢说又失之过高。要之此章正与《学记》所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者相对，试更思之。

子贡问「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」，孔子谓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。而子贡引《诗》云：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」，而孔子即以始可与言《诗》与之。子夏问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」，而夫子答之以绘事后素，子夏因有「礼后乎」之对。夫子不惟以可与言《诗》与之，且曰：「起予者商也」。详观诸先生说，皆以谓礼果可后。愚窃谓「乎」者，疑辞也。「礼后乎」，犹言礼不可后也。故夫子曰「起予」。若使子夏顺从夫子之意，则不可谓之「起予」。未知是否？

此章之说，杨氏得之，礼不可后者非是。夫子方言绘事后素，而子夏于其言外发明礼后之意，非但顺从而已也。

「行有馀力则以学文」，「文」者，何文也？或曰「以学文饰之」，未审是否？

伊川先生云：「学文便是读书」，然则诗书礼乐，皆文也，不但以为饰而已也。

子曰「巧言令色」，《诗》取「令仪令色」，何也？

《论语》与诗人之意，所指各异，当玩绎其上下文意以求之，不可只如此摘出一两字看也。

孟武伯问孝，子曰：「父母唯其疾之忧」，范氏谓武伯弱公室，彊私家，得免其身而保其族者，幸也。故孔子告之如此。尹氏谓疾病人所不免，其遗父母忧者，不得已也。如以非义而遗其父母之忧，则不孝之大者。故范氏专为武伯言，尹氏则为众人言。未知孰是？

孟武伯固必有以遗其亲之忧者，如范氏之云，则未可知也。圣人之言固必切于其人之身，然亦未有众人不可通行之理也。

义之与比，伊川先生曰：「亲于其身，为不善者直是不入」。或曰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，是否？

义之与比，但言惟义是从耳。伊川先生似谓有义之人则亲比之，恐非文意。然言义之与比，则决不从不义可知。「如不及」、「如探汤」固是当然，然此语意本宽，未须看得如此迫切。

子曰：「父在观其志，父没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」。有君子之道，有小人之道。三年无改于父所行君子之道可也，若其所行小人之道，其亦三年无改乎？适所以重父于不义，孝子果如是乎？

游、尹之说得之，可熟玩也。

子贡问君子，子曰：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」。先儒谓子贡多言之人，故以此告之。未审是否？

或当有此。

子曰：「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」。异端者，杂杨、墨诸子百家而言之。或曰攻治乎异端，谓学而行之，适所以害先王之正道也，如斯而已乎，言先王之正道不得行于世也。或曰攻乎异端之学而不学焉，其为害先王之正道者已止而不作，不能为害先王之正道也。未审孰是？

伊川先生、范氏说得之，「已」字只是助辞，不训止也（「已正」之「正」，疑「止」字之误。）。

「观过斯知仁矣」，过而知仁，何也？

伊川先生及尹氏说尽之。

或问禘之说，子曰：「不知也。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示诸斯乎」。指其掌。或人问禘而夫子曰不知，而又曰「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示诸斯乎」，是夫子深知之也。或曰，夫子言不知，以跻僖公，为鲁讳也。又曰「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，其如示诸斯乎」，指其掌，明其知而不言。虽然其说如此，圣人之意深矣。幸乞指教。

此章吕氏说为得之，但云不可尽知则非。此所云为鲁讳者，恐不然。又云明其知而不言，则尤非所以言圣人之心矣。

子曰「射不主皮，为力不同科」，何也？

前辈说「射不主皮」，《仪礼》《大射》篇文。「为力不同科」者，夫子解《礼》所以如此者，为人之力不同科故也。此说得之。

子曰：「古者言之不出，耻躬之不逮也」。侯先生曰：「古之学者非独言之，皆是实能践履。未能践履而言之，所以耻也」。或曰「子路有闻未之能行，惟恐有闻」意同。

侯氏是矣。所引子路事亦近之，但不甚切耳。

子曰：「参乎！吾道一以贯之」。曾子曰唯。子出门，人问曰：「何谓也」？曾子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。伊川先生曰：「尽己之谓忠，推己之谓恕。忠，体也；恕，用也」。而明道先生云：「忠恕两字，要除一个除不得」。而吾夫子尝曰「行之以忠」，是除恕字也。又曰「其恕乎」，是除忠字也。此一疑也。又忠恕果可以尽一，一果止于忠恕乎？

此一段是《论语》中第一义，不可只如此看，宜详味之。「行之以忠」，行处便是恕；「其恕乎」，所以恕者便是忠。所以除不得也。忠恕相为用之外无馀事，所以为一。故夫子曰「吾道一以贯之」，而曾子曰「忠恕而已矣」。而已矣者，竭尽而无馀之词也。

子谓子贱「君子哉若人」，子贡问曰：「赐也何如」？子曰：「女器也」。曰：「何器也」？曰：「瑚琏也」。语录云：「子贡问『赐也何如』，是自矜其长。而孔子则以瑚琏之器答之者，瑚琏，施之于宗庙，如子贡之才可使四方，可使与宾客言也」。或者谓子贡因孔子许子贱以「君子哉若人」之语，子贡意孔子不以君子许之，而遂有「赐也何如」之问，而孔子以瑚琏之器许之者，是未许其为君子也。抑尝闻君子不器之说，是以疑之。

二说初不相妨。但自矜其长，意夫子不以君子许之之意，则子贡不应若是耳。

子曰：「吾未见刚者云云」，《语录》谓目欲色、耳欲声，以至鼻之欲臭，四肢之欲安佚，皆有以使之也。然则何以窒其欲？曰思而已矣。学莫贵于思，惟思为能窒欲。或曰思而不正不足以窒欲，适所以害事。思无邪如何？

思而不正，是亦欲而已矣。思其理之是非可否，则无不正矣。

子曰：「贤哉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云云」。伊川言：「天下有至乐，惟反身者得之，而极天下之欲者不与存焉」。此言颜子能反身，所以有天下之至乐。伊川又言颜子箪瓢非乐也，忘也。二说孰是？

前说至矣。后说非不善，但恐看者不子细，便入老佛去耳。

「季文子三思而后行」云云，《语录》曰：「为恶之人未尝知有思，有思则为善矣。至于再则已审，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」。杨先生、尹先生皆言三则惑，或者谓周公仰而思之，夜以继日，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，所思又不止三也。

横渠先生曰：「未知立心，恶思多之致疑；已知立心，恶讲治之不精」。讲治之思，莫非术内，虽勤而何厌？推此求之可见。

「孰谓微生高直云云」，范氏曰：「是曰是，非曰非，有谓有，无谓无。曰直，微生高以直闻，而夫子因乞醯知其不直。夫审其所以养心者，岂在大哉」？或者谓直，无妄之谓也。「诚」之一字，由无妄入。若微生高未至夫无妄，所以如此。若至诚，则无他事矣。未知如何？

无妄即诚，由无妄入者，非也。此章之说，范氏得之。所以害其养心者，不在于大，此语尤为痛切。日用之间，不可不常警省也。

明道先生曰：「发己自尽谓忠，循物无违谓信。表里之谓也」。又曰：「尽己之谓忠，以实之谓信。忠信，内外也」。九思思之，所谓忠者无自欺也，无自私也。处闺门而为孝友，处乡闾而为谦恭，交朋友而为信义，推而至于日用之细者，所谓出门如宾，承事如祭，坐如尸，立如齐之类，凡见于所言所为，发于其中而著之于外者，无有一毫不尽此心焉。所谓信者，是亦此心之发时，因其应事于外而名之者也。处闺门所当孝友，则行其孝友；处乡闾所当谦恭，则行其谦恭；交朋友所当信义以至出门所当如宾，承事所当如祭，坐之容宜如尸，立之容宜如齐，因其理之有定，当其可而无违，是之谓忠信。忠信本无二致，自其发于内而言之之谓忠，自其因物应之之谓信，故曰表里之谓也。明道以此释曾子之言，曰：「为人谋而不忠，与朋友交而不信」。为人谋则谋在我，是亦发于中之意；与朋友交则朋友在外，是亦遇事而应之之意。二先生论忠信内外，大概如此否？

尽于己为忠，形于物为信。忠信可以内外言，亦可以体用言也。要之形于物者即其尽于己者也。玩程子之辞，意义盖包涵矣。

「林放问礼之本」，伊川先生曰：「礼者理也，文也。理者实也，本也；文者华也，末也。理是一物，文是一物」。注云：「此与形影类矣。推此理则甚有事也」。发之于中，有所见而不可见，名之曰理，故曰本。行之于外，皆得其称，粲然中理，名之曰礼，故曰文。理譬于形，礼譬于影。形先正则影自正。不知伊川之意如此否？又谓「甚有事」者，不知谓是每一事不问巨细便自各有本末否？

程子之意，谓「礼」字上有理有文，理是本，文是末。然本末一贯，通谓之礼也。然有理而后有文，曰推此理则甚有事，谓天地间莫不然也。

「居敬而行简」，不知敬存而简自行，为复居敬而尚当行其简？

固是敬存而后简行，然亦须居敬而行其简。

明道先生论持其志，曰：「只这个也是私，然学者不恁地不得」。九思思之，谓人之有志，不能持之，使常自觉，其所在往往遇事则为气所使，颠倒失次，而不能制，与不自知其所以然者，皆志不定故也。使其志常定于内，昭然不乱，必不至遇事而失措矣。故志不可不持，持之久而熟，则必须自知，以心验之，未见其为私。明道谓「只这个也是私」，其意如何？

才涉人为便是私，有个「持」字便是人为。然学者须从此用功，由诚之进于诚，煞有节次。

或问伊川先生：「必有事焉，当用敬否」？曰：「敬只是涵养一事。必有事焉，须当集义。只知用敬，不知集义，却是都无事也」。九思思之，若能敬则能择义而行，伊川谓知敬而不知集义为都无事，不晓其旨。又集义所生，义生于心，不知如何集？

居敬集义，工夫不进，相须而相成也。若只要能敬，不知集义，则所谓敬者亦块然无所为而已，乌得心体周流哉？集训积。事事物物莫不有义，而著乎人心，正要一事一件上积集。

明道先生曰：「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，不其忠乎？天地变化，草木蕃，不其恕乎」？伊川先生曰：「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恕也」。侯子曰：「伊川说得尤有功。天授万物之谓命。春生之，冬藏之，岁岁如是，天未尝一岁误万物也，可谓忠矣。万物洪纤、高下、短长各得其欲，可谓恕矣」。九思谓「维天之命，于穆不已」，盖一元之气运行无息，所谓天行健者也。以其行健无息，故能生生万物，而各禀此善意，故曰恕；其在人体之，则曰乾乾。诚意无毫发间断，则发见于外，斯能以己推之。以心之所本既善，则应人接物皆如其心，可谓恕矣。观明道谓「草木蕃」，与伊川言「各正性命」，不见有差殊，其在万物得其所以蕃生，便是正性命。不知侯子何以分轻重，兼谓「维天之命」为「天授万物」者，恐此天命只是天理。伊川所谓在天为命，不必须是授之万物始谓之命。故又谓春生冬藏，岁岁如是，未尝误万物为忠，恐此亦只是恕，盖已发者也。九思所言忠恕与天命，大意是否？及所疑侯先生之言，并乞详教。

明道之言，意固完具。但伊川所举「各正性命」之语，为更有功。忠，体也；恕，用也。体立而用未尝不存乎其中。用之所形，体亦无乎不具也。以此意玩味，则见伊川之言尤有功处。侯师圣所说忠字，恐未为得二先生之意。天命且于理上推原，未可只去一元之气上看。

孟子称孔子曰：「操则存，舍则亡，出入无时，莫知其乡，惟心之谓与」！或问伊川曰：「心出入无时，如何」？曰：「心本无出入，孟子只据操舍言之」。又问：「人有逐物，是心逐之否」？曰：「心则无出入矣，逐物是欲」。九思谓性之在人可以言不动心者，性之已发已形，安有无出入？今人对境则心驰焉，是出矣，不必言邪恶之事。只大凡遇一事，而此心逐之，便是出；及定而返其舍，是入矣。兼孟子固已明言其出入为心矣，而伊川谓心无出入，不知逐日之间有出入者是果何物？又有一处，谓在人为性，主于身为心。谓在人为性，则不可言出入；既曰主于身为心，凡能主之则在内，不能主之则外驰，是亦出入之意。不知心之于性相去如何？思虑之于心，相去又如何？

心本无出入，言心体本如此。谓心有出入者，不识心者也。孟子之言，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。盖操之则在此，谓之入可也；舍则亡矣，谓之出可也。而心体则实无出入也。此须深自体认，未可以语言尽之耳。

孔子不悦于鲁、卫，遭宋桓司马，将要而杀之，微服而过宋。伊川先生曰：「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己，又却微服。舜既见象将杀己，而又象忧亦忧，象喜亦喜。国祚短长，自有命数，人君何用汲汲求治？禹、稷过门不入，非不知饥、溺自有命，又却救之如此其急。数者之事何故如此？须思量到道并行而不相悖处可也」。注脚又谓今且说圣人非不知命，然于人事不得不尽。此说未是。既曰并行而不相悖，则是虽遇变与灾，自当尽其在我，以为消变弭灾之道，变之消不消，灾之弭不弭，则不可必。然圣人随事有以处之，不归之于命与数，而不问者，是谓并行而不相悖。不知注脚何以再言此？得非谓以命与人事为二致，故曰未是否？

若说圣人非不知命，然于人事不得不尽，是命与人事为二致，岂足以明圣人之心哉？当深惟圣人性命合一处。

辱示以所见，甚慰。此事真要端的有著落，空言泛泛，何益于吾身。上蔡先生「仁敬」二字，乃无透漏之法门，惟益勉旃，以副所望。

又，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」，不知公如何分解？须是指摘分明说出，难为模糊说也。看《通鉴》有得，毋惜以一二精义见教。吾徒幸不蔽固于俗学，圣贤事业幸有一线路可以究竟。惟不志于功利、死而后已者，可与共进此道耳。吾友勉之！

又，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」，更曾细观语录，入思虑否？「阴阳亦形而下者」，此语如何？理趣须是自通贯，随人言语，是不可也。某见侯先生说此句，信以为是，更不致思，前日顿省犹未是也。经可易读乎？如尹先生《语解》，亦未可轻易，使高明之人有蚍蜉撼大树之笑也。如何？某年齿往矣，虽摧颓，而志方欲振耀，所望直谅之友左提右挈，庶几不丧素志乎！勉之勉之，交相警戒可也。

又，「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」，与未发已发不同。体用一源，不于已发未发而分也。宜深思之。

又，所见果分明，不必虚为谦让。若未分明，正要提起熟讲，然后可望上达。天命至微，自非亚圣大贤，孰敢便为已贯通。惟是念念不忘，庶几日日有功，不至坠堕也。

又，左右书词有得有失焉。志近，思得也；迫切，则苦而不可久。悔过而不能释去，则局束而不可大。欲速如圣贤，以未见近切而自谓，恐终不能至，则大非所望也。孔子曰：「无欲速，无见小利」。不特为政，学亦如是也。孟子曰：「心勿忘，勿助长」。此养心之要道。今欲进学而不终，其去仁也远矣。吾友勉乎哉！

又，学问之道，但患自足自止耳。若勉进不已，则古人事业决可继也。史书自威烈王三十三年而下，其年纪、世次、兴亡，大致尝略考之矣。自是而上，及鸿荒之世，所可知者，则未尝深考之也。今博取群书，取其中于理、不至诬罔圣人者，用编年为纪，如《通鉴》然，名之曰《皇王大纪》。考据三代，虽未精当，然亦粗有条理，可辨王伯，不至纷纷驳杂，如前史所记也。

又，黄、沈有《论语说》，某因其说，亦有数段学问，不可不讲。讲看，便见病败也。前辈凋○殆尽，续之使不绝，正在后辈，吾徒其可以此事若存若亡乎！直须如粥饭，不可少一顿可也，又况欲张而大之乎！呜呼！执书册则言之，临事物则弃之。如是者，终归于流俗而已矣。切不可不戒也。

又，社祭礼秩视三公，不知有何经可以为證。伐鼓于社，以助阳也，非责社也。变置者，更新坛位，尽敬焉耳，非责罚也。更试思之，有可见告者，无吝。反复明道，所谓不有益于此，必有益于彼，不可寝默但已也。

又，闻有相从欲学文者，须依东坡之法令，熟读《左氏》、两汉、韩、柳之文，则他日所成就必大有可观者。因是虎变，亦未可知也。若茍且近功，辟如万户棋子争胜负，能提先手，超迈等伦乎？

又，天帝精义，须自有说，但恐思之未至耳。不可便以《孝经》之言为不是，须反覆思索可也。禘喾郊稷，却似无可疑者。太王为狄所攻，屈己事之，岂得已哉！可谓之乐天乎？

又，郊祀之礼，建正之义，考之颇详，然恨未精也。如蜡祭，既谓合聚万物而索享之，则何可谓以八神为主？社主报啬，其祭在春，首见于何经？地固配天，谓当立北郊方丘，与天分庭抗礼，恐于义理不然，更思以见教。三王建正不易月，《通鉴》纪秦、汉已遵用矣。《大纪》中固已纪实。更精者，《通鉴》可也。

又，「思曰睿，睿作圣」，岂可放下？若放下时，却是无所事矣。无所事，则妄人矣。若太劳则不可，诚如教语也。

又，老人、病人、衰人有死之道，然以目前观之，死者亦未必便是老人、病人、衰人。盖修短有数，一定而不可变，虽圣人与造化同，于修短亦听之，未尝别致力也。此所以为圣人欤？在众人，则不奈何著死耳。凡事皆然，不特死生也。饮水曲肱，安静中乐，未是真实乐，须是存亡危急之际，其乐亦如安静中，乃是真乐也。此事岂易到，古人所以惟日孜孜，死而后已也。读书一切事，须是有见处方可。不然，汩没终身，永无超越之期矣。众人汩没不自知觉，可怜，可怜！

又，下谕《卫》所以为变《风》之首者。伊川云：「以卫首坏王制，并邶、鄘之国故也」。尝考卫顷公之薨在夷王末年，夷王之世方下堂而见诸侯，未见诸侯有相吞并者。伊川云「卫首并邶、鄘」，据《诗》而言，可信也。故各系其国，以见卫之罪也。文中子为《小雅》为周之盛者，言其初也。季子以为周之衰者，言其末也。其从如云如雨如水，恐先公之说得其要也。何以言之？盖民从君者也，君从之，然后臣民从之。圣人之法常在于端本清源，岂可舍本源而就末流乎？

又，《关雎》序云：「不淫其色」。故伊川言：「淫其色，非后妃之事，求淑女，诗人之意也」。此虽先生之说，然录者亦多误，未可全信也。先生之说，何以未可信？为《关雎》之诗言后妃之德故也。若是诗人之意，即非后妃之德矣。后妃之德，以不妒忌为至，故乐得淑女以配君子。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，进其贤而已，非以貌，不使君子淫其色也。在后妃分上大有意味。使后妃有是德，则人君不修内行等事，一切消磨扫除尽，虽欲发而不可得。此《易》之所谓「女贞」者也。深考此说，则伯氏之非茍发矣。

又，《大纪》工夫不敢辍，首盘古不可移也。事则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；理则可存者存，可削者削。近于三皇之世，载些语言甚有意思，俟面见求益也。来书末后所赞鄙言，因事愤发，既以自警，又以奉告。若不于此省悟著工夫，真可惜逡巡枉过一生也。临死而后悔之，则无及矣。德美当有见处，不可为事物所驱役不知觉也。大抵情所重处，便被驱役，自以为是，而不知区区于一物之中，可惜哉！人本与天地同德，乃自弃于一物，可惜哉！某为此言者，非谓德美为事物驱役也，大概相警发耳。其为事物所驱役，不为事物所驱役，惟德美自知之，某不得而与也。勉之勉之！

又，井田封建，施仁恩之大纲也。商鞅、王莽事甚明白，在所不论。董子限田之策，欲渐近古。而唐时府兵之制，亦师古者也。更能将历代田税制度精考，幸甚！周之宗庙只在镐，却于经无可据之文，而在洛却有可据之事。当时周公营洛邑，郊于此，社于此，益于此，诸侯朝于此，祼太室、行封赏于此，似宗庙在洛无疑也。故康王命毕公之文，直以洛邑为王室。唐、虞五载一巡狩，周制六年王乃时巡，车徒简易，非如后世有千乘万骑辨严之难也。四时来朝享，何难之有？洛在畿疆之内，无告行之礼，若适诸侯，则告行，亦非难事也。诸侯来朝享，礼必行于庙，报功行赏，亦必于庙，则洛邑固已朝诸侯、行封赏矣，故曰以宗庙在洛无疑也。惟告朝一事，思天子以祝文遣使，命东郊大臣代告，疑亦可也，但无经文可證耳。主命之文，为出疆设祭祖祢，告命为主，事有主名，非可泛行他事为文，况祭祀必于宗庙，而可行于疆外乎！或谓设虚庙于洛，载主在于是，遇时祭则祭，如烝于文王、武王是也。《礼》曰：「当七庙五庙无虚主」。则庙不可虚设矣，则所谓四岳之下皆有庙榭。又曰：「明堂见于太山」。不知据何经而云然乎？成周宣榭火，是周东迁，平王都于此矣。其有固宜，又何可引以为證也？切更思之。

又，郊社之义，谨按孔子曰：「礼者，义之实也」。王者祭天于郊南，面阴也。阴气者，地之体也。天尊地卑，王者父天母地，不敢悖天地之大义也。郊特牲，而社稷太牢，具牛羊豕为太牢，太牢固非特牲，又安知其非牛羊乎？礼有以多为贵者，有以少为贵者。王者父天母地，不必事事同，然后为礼。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家无二主，尊无二上，自有等降也。只如人事父母，其孝爱之心则一，其事则不可同矣。礼以节文为主，若无节文，乃非礼也。《周礼》成于刘歆，歆是不知三纲之人，其书不可引以为證。孟子之言有激而云耳，当以活法观，若以死法观之，则得乎天子而为诸侯，得乎诸侯而为大夫。诸侯大夫莫非有功于民，乃得为诸侯大夫，若以得乎天子诸侯而为诸侯大夫，成甚说话。谓变置社稷，如天子变置诸侯。若欲变置土谷，则土谷不可变置。若欲变置勾龙周弃，则一世伟人英灵在天，不可以比。无道诸侯，诛责而变置之也必矣。

又，旱乾水溢，人君当反躬修行，今反加诛罚于鬼神，果何义耶！《曲礼》下篇曰：「天子祭天地，祭四方，祭山川，祭五祀，岁遍」。来教谓「《礼》曰：『天子祭天，祭社稷，祭五祀』」。出于何篇也？《曲礼》下篇又曰：「诸侯祭方祀，祭山川，祭五祀。大夫五祀，岁遍。士祭其先」。《王制》曰：「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社稷，大夫祭五祀」。夫天固诸侯之所不得祭，地虽为母道，又妻道也，臣道也。天子大社封五色土，诸侯各以其方色，是诸侯虽祭地，而比之天子则有等矣。诸侯方祀，殆为是乎！夫诸侯之不敢祭天，犹支庶人之不敢继祖也；诸侯之得祭地，犹支庶人之各母其母也。又按孔子曰：「祭帝于郊，所以定天位也；祀社于国，所以列地利也」。又曰：「礼行于郊，而百神受职焉；礼行于社，而百货可极焉」。又曰：「郊，所以明天道也；社，祭土而主阴气也」。又曰：「夫礼必本于天，殽地降命。命降于社之谓殽地」。又曰：「社，所以神地之道也。地载万物，天垂象，取财于地，取法于天，是以尊天而亲地也」。故教民美报焉。礼虽无明文，犹当以义起，况顺于理义又有明文如此之多乎？更加深思博观天下之义理可也。

又，示谕数端，皆列圣因革大致也。漫具鄙见，幸却指其未到。建正，自黄帝、尧、舜皆建寅，夏后氏受禅，因而不革也。商之所以建丑，周之所以建子者，为天道至微，所以因时易命改建，所以发明三阳之义，以诏天下后世。其旨深远，不可浅近看也。二帝而上，恐未有是也。服色，恐是随五德之运。禹平水土，北方黑，故尚黑；汤征伐，西方金，故尚白；周亦征伐，火克金，故尚赤，不只以物生之色为上也。忠质文之更，尚承忠之弊，以敬。太史公之言非是。忠与质相近，大抵虞、夏质，殷、周文。殷人以木辂为先辂，是尚质也。周之五冕皆玄冕，朱里延纽，五采缫，十有二就，皆五采，王十有二，玉笄朱纮，其文可知也。圣人欲乘殷之辂，服周之冕，是文质参用也。周以玉辂为先辂，今乘殷之辂，谓之变周之文，从殷之质，亦可也。礼乐之仪章器数，须有本文为之记，可也。不可谓之经，以其是有司之事耳。若《礼》之理，《乐》之义，则在乎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之中矣，故通谓之「六经」。贡赋，王畿之内，谷粟自足用，若夫礼乐制度所须之物，则取之九州四海然后足。故任土作贡，各以其所出，不必云取其美物以当谷税也。

又，鲁惠欲以私爱立桓公，隐公承父之志，不立乎其位可矣；今既居其位，又以让桓，则与有罪矣，传说未可非也。首止之盟，义系于齐桓之会王世子，而不系于王世子会齐桓。无亏之杀，义系于宋襄，而不系于齐人。齐昭杀孝公之子，三《传》不载，未详其事，不可凿也。春秋之时，天子无号令，甚矣！卫惠既死，王命讨之，虽为后时，然犹胜终不讨也。齐桓承王命而不动大众，亦得轻重之宜矣。为卫侯者，即日因齐桓之京师，请归罪于司寇，以忠孝盖前人之愆，可也。齐师以是日至，直以是日与之战，甚矣！故义系于卫，而非系于齐也。圣人权轻重，不失毫釐。君子积数十年探讨之心而为之传，岂苟然也？凡有疑，则精思之。思精而后讲论，乃能大有益耳。若见一义即立一说，初未尝求大体，权轻重，是为穿凿；穿凿之学，终身不见圣人之用。

又，承讨论《春秋》学，某未能得髓，何足以辱公问？姑道所见。大一统之法，奉天子正朔是矣，恐不更当用首年也。商、周必改正朔者，三阳之发，天道至微，圣人推而行之，其用妙矣，但人未之思耳，非止于易民观听也。易月之意，无可疑者。圣人制作万世不易之典，其中大有革而不因者，曾易月之可惮乎？一个「春」字，便是行夏之时，正次王，王次春，则立意又别也。以《周书》考之，嗣子即位于初丧者也。踰年之制，方欲讨论深思，只是国史于此年之首方记即位之事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大复仇，然不为复仇而作也。复仇，《春秋》法中一事耳。幽王宠褒姒，黜申后，废嫡子，立伯服，破灭宗周，其罪甚大。故其父子间，圣人所难言也。及其赗仲子，蹈履车之辙，然后书而深罪之也。然则圣人所以不以复仇责平王者，其意所见，殆与书晋弑其君州蒲之类相近似乎！故谥法名之曰「幽」、「厉」。虽孝子慈孙，不能改也。隐公若不自立，使诸大夫具事本末请王命，则可免矣。《传》谓隐无正者。正，谓不请王命耳。故仲氏以摄为无正，为非义之所存也。故纪侯之去，与其他出奔者不同。故仲尼以「去国」书之，而不书「奔」，故不与其他失国者一例，以名书之也。可谓权轻重，不失毫釐矣。伊川先生未成书，故不能无毫釐未尽善处也。公子郢虽当立，孔子正名，必须请王命，然后为正也。田常弑君，告于哀公，哀公使告三子，孔子岂得不告？告而从，则必请王命，王若能从鲁请，兴义师，便为平定天下之端，不为东周矣。

又，首年之义，恐不可泥于一说。诸侯奉天子正朔，便是一统之义。有事于天子之国，必用天子之年。其国史记政，必自用其年，不可乱也。当时诸侯纪元，乃是实事，与后世改元者不同也。圣人于元上见义，若诸侯无元，则亦不成耑君矣。如元亨利贞、乾坤四德，在他卦亦有之，不可谓《乾》、《坤》方得有元，他卦不得有也。《易》载其理，《春秋》见其用，恐义亦当如此也。祔礼必行之于庙，但皆不见其制度。《书》中有康王受命一事，恐或可推，但无徵不信，不敢遽立说耳。圣人释栾书，归弑于一国之人，若圣人事亲，在乎当诛一国之人乎理不然，《春秋》亦空言耳。宜更思之。窃意《春秋》当以复仇责平王，而圣人不责之意，亦别有说乎？不然，愚说亦有味也。隐公不请王命，固不是，请王命而有得国之意，亦不可。若革先君之不义，请王命而立宗人之贤者，疑亦可也。道固多端，不可执一也。若纪侯者，非齐侯无道暴横之甚，则多守其国者也。去太王则远甚，亦贤于其他自取灭亡者也。故圣人书法如此。舜之为子，烝烝乂不格奸，不可与常人比并而论也。天下有大义，亘古亘今，不可磨灭，要在识之而已。以众授齐侯，亦圣人与狂狷之意，非尽善也。无情反复，然心之精微，言岂能宣？涉著言语，便有滞处。历圣相传，所以不专在言语之间也。

又，先儒之说，须傍附义理，不可轻破，要在自以意观之。所谓以田为地统者，为是二阳也，偶便是坤矣。若阴，则从阳者也，岂可以为统乎！明者，阳也；晦者，阴也。见者，阳也；不见者，阴也。寅正三阳，发见明，孰加焉。故先儒谓夏数得天，百王所同。圣人南面而听天下，必以此为正也。

先师姓高氏，讳养素，字浩然，隆兴之进贤人。厌尘缘而乐清致。怡庵黎师侯先生开山南华，舅氏李公善时实其师孙。徒弟涂应祥、傅利正，先师从之游。南华山壁立高峭，无常住容众，观宇亦且湫隘，骨凡不仙者实难居之。李公善时与先师经营新塘，思欲为改创鼎新南华计。后遂所图，创立栖真楼观、藏殿，廊庑寮舍，应干器用，靡不齐备。惟真君殿拘于年月，未能新之。先师又为观宇可以容众而不可无常住，于景定庚申年，复以陆氏油灯之资营置洪、抚田亩，早晚计十二硕有馀，拨入为常住，使晨钟暮鼓，可以安座而食。先师壮岁辞家，学业不深，而天性明达，喜教徒弟读书，常以怡庵乃其师祖，而不能继其学为恨，故游谒士大夫之门，多与进之，作诗惠之者皆板行世。藏殿之侧，创私寮，匾曰「耕道堂」，所居之室曰「巽岩」。晚岁以兴崇道门为惬意，故放怀杯酒。正期□□□而以疾逝，呜呼痛哉！先师生于嘉定乙亥，卒于咸淳壬申十一月□十一日，享年五十有八。以治命附葬于祖师李公之墓侧，泣血以纪岁月云。时咸淳九年十二月庚申日，徒弟傅可宗、李椿老书。